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赖建诚的博客

中国台湾清华大学经济系教授

 
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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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我

賴建誠,1952年生,巴黎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博士(1982),哈佛大學燕京學社訪問學人(1992-3)。清華大學經濟系教授,專攻經濟史、經濟思想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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井地说与井田说   

2009-07-06 16:14:17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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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基本论点本文最重要的论点,是在辩明井田之说源于《孟子》,接着论证孟子当初的用意,是要替滕国规画「井地」,而非倡议「井田」制。后儒误解了这点,而导致不必要的「井田有无」之纠葛。其实「井字田」和「井田制」是两回事:把土地划成「井」字型,目的是要「正经界」;井字型的耕地,和传说中的井田制(一种政治、社会、经济之间的複合关係),是不相干的。 1919-20年间,《建设》杂志曾经对「井田制度有无」这个议题,刊登过一系列的辩论文章,主要的参与者有胡适、胡汉民、廖仲凯、朱执信、季融五、吕思勉等人。这些文章由上海华通书局1930年汇印成书《井田制度有无之研究》(147页);柯岑(1933)《中国古代社会》的附录中,重印这场辩论的内容;这本书在1965年,又由台北的中国文献出版社重印。此书对井田有无的各种看法,以及与先秦田制相关的论题已大致有具体的呈现。梁在编写讲论《先秦政治思想史》(1922)时,不知是否已听闻胡适等人的争辩,然而从《先秦》内相关的论点看来,感觉不出梁对那项辩论有所反应。民国以来,对先秦田制与井田说争辩的文章很多,有些是单篇专论,有些是在土地制度史内附带论述,有些像梁一样在论先秦史时带上一笔。我们认为其中最有力的辩解,是钱穆(1932)论述《周官》的着作年代时,在第3节「关于田制」的详细深入解说。齐思和在〈孟子井田说辨〉(1948)中,将孟子论三代田制的一段文字,与回答毕战的一段文字作出区分,认为后者是专替滕国设计的方桉,这帮助我们澄清不少溷淆的观念。从民国初年胡适与胡汉民等人辩论「井田有无」以来,这场大争辩至今仍未止息,学术期刊上还不时出现各式各样辩解井田的文章。以专书形式探讨井田制的研究,在1970-80年代就有陈瑞庚(1974)《井田问题重探》、金景芳(1982)《论井田制度》、徐喜辰(1982)《井田制研究》、吴慧(1985)《井田制考索》。这些专着以及无计其数的单篇论文,各自从独特的角度出发,论证井田问题的各个面向,可说是众说纷纭,至今尚无能相互信服的定论。日本学界对井田制的研究,请参考佐竹靖彦(1999a)〈日本学界井田制研究状况〉,和佐竹靖彦(1999a)〈从农道体系看井田制〉。佐竹的基本见解是:「笔者明确地认为井田制确实存在。」(1999:240) 在这些庞杂的文献中,以「孟子井地」为主题的论文并不多见,在此仅举两例。木村正雄(1967)〈孟子の井地说:その历史的意义〉是较早的一篇,他认为「井地说」是孟子独创新倡的(页167)。方清河(1978) 的硕士论文〈孟子的井地说〉,基本论点和本章的看法相近:孟子的原意是井地「方桉」而非井田制,井田制是后儒误会、附会、强加注释而仍无法求自圆其说的「人工产品」。可惜这篇论文没有整理发表在期刊上。虽然本章和方先生的基本路线契合,但在论证方式与佐证资料上仍有相当差异,各自有侧重的面向。若举一例以说明差别,则本章第3节「从井字的根源看井田说」,是历年来否证井田说较独特的方式。本章从一个较特定的观点来探讨这个问题:井田说源自《孟子》,而孟子当初替滕国所规画的是「井地方桉」(即「井字田」),目的是在「正经界」,这与后儒所谈论的、理想化的井田制无涉。把「井地」和「井田」溷为一谈,是日后争讼井田有无的肇端。整体而言,井田有无的辩论,是自树稻草人的虚拟型「空战」,正如胡适在《井田制度有无之研究》(页30)所说的:「“日读误书”是一可怜。“日读伪书”是更可怜。“日日研究伪的假设”是最可怜。」1950年代之后,有许多学者从马列史观的角度,探讨先秦田制与井田说;从较宽广的角度来看,本章的论点也可以视为我们对这两个主题,以及对各种不同诠释的回应。 2孟子的井地方桉 许多学者将纯凭理想的井田制,与孟子为滕国所做的土地规画溷淆了。我们对此事另有看法,要点是认为孟子所提议的是「井地方桉」,而不是「井田制」。《孟子?滕文公上》滕文公问为国,孟子曰:「民事不可缓也。诗云:“昼尔于茅,宵尔索綯,亟其乘屋,其始播百穀。”民之为道也,有恆产者有恆心,无恆产者无恆心;…夏后氏五十而贡,殷人七十而助,周人百亩而彻;其实皆什一也。彻者,彻也;助者,藉也。龙子曰:“治地莫善于助,莫不善于贡。贡者,校数岁之中以为常。乐岁粒米狼戾,多取之而不为虐,则寡取之;凶年粪其田而不足,则必取盈焉。”…诗云:“雨我公田,遂及我私。”惟助为有公田。由此观之,虽周亦助也。…」这段对话引发了孟子的井地说,后儒常将井地说与井田说溷为一谈。我们先釐清井地的意义,之后论证井地与井田之间毫无关係。 1井地的意义 (滕文公)使毕战问井地。孟子曰:「子之君,将行仁政,选择而使子,子必勉之。夫仁政必自经界始。经界不正,井地不均,穀禄不平;是故暴君污吏,必慢其经界。经界既正,分田制禄,可坐而定也。夫滕,壤地褊小;将为君子焉,将为野人焉;无君子莫治野人,无野人莫养君子。请野九一而助,国中什一使自赋。卿以下,必有圭田,圭田五十亩。馀夫二十五亩。死徙无出乡,乡田同井,出入相友,守望相助,疾病相扶持;则百姓亲睦。方里而井,井九百亩;其中为公田,八家皆私百亩,同养公田。公事毕,然后敢治私事;所以别野人也。此其大略也。若夫润泽之,则在君与子矣。」从这段话看来,似乎滕文公已经知道有「井地」这回事,祇是不知如何实行,所以要毕战去请教。孟子的回答要点是:「…夫仁政必自经界始。经界不正,井地不均,穀禄不平;…经界既正,分田制禄,可坐而定也。…」可见孟子的重点是在「正经界」。如果孟子不是答非所问,那麽「井地」的重点,应该就是「正经界」;这和后世所强调的「井田」应该没有直接的关係。事实上,孟子从来没提过「井田」这个名词。「地」与「田」固然关係密切,可是他一再讲「公田」、「粪其田」、「分田制禄」、「圭田」、「乡田同井」,却以「经界不正,井地不均」来回答毕战,可见「井地」不可能是「井田」的同义语。 「井地」究意应作何解?滕文公所关心的到底是甚麽?当时滕国所急需的是甚麽?这几个问题应该先弄清楚。 孟子很高兴滕文公瞭解「正经界」的重要性, 这样就有希望实施他所提倡的「仁政」。可是滕国很小,总面积不到2,500平方里。根据考古资料,1周尺约等于 19.91公分, 而1周里为1,800周尺,算得1周里约等于 0.358公里。假设滕国的总面积约2,500方里,只比新竹市的面积稍大。滕国位于泗水近旁,地势平衍(但也因而易遭洪泛),有较大块平坦的野地(估计不到1千平方里)可用。因此孟子设计了一个「井地」范型,将每1平方里的耕地,用「井」字形的阡陌分割成9块,每块面积约1百亩。以当时的耕作水准(用铁犁,也许还用牛),大约可供一个7、8口之家食用(《孟子?万章下》:「百亩之粪,上农夫食九人,上次食八人,中食七人,中次食六人,下食五人。」)孟子给这种1平方里的田地,取了一个单位名称:「一井」。 这种范型的设计符合孟子的两项基本要求:(1)容易计算面积,井地均而穀禄平;(2)经界不怕损坏,经界的标志就算因泗水泛滥流失,或被暴君污吏毁损,因为形状「超整齐」,日后也容易重建。如果孟子的构想仅停留在「正经界」的层次,这样的设计确是恰当。然而孟子还想把属于赋税制度的「助」法附益上去,企图将两项改革一次解决。所以他把公田放在1井的中间(税率等于九分之一),但这就违反了他先前所主张的什一税率(十分之一)理想。如果孟子将标准1里见方的「一井」地,分割为10块长方形小单位如图(b),而非「井」字型的9块如图(a),也许就可以避掉这个缺陷。可是1方里刚好等于9百亩,划成如图(a)的方块,则每块刚好为1百亩,正好符合孟子心目中的「周制」标准。图(a)和图(b)的面积相等(等边等高),差别在于切成9块或10块。若孟子用图(b)的划分法,图型稍複杂还不是主要的困扰,问题是每块的面积就必须缩为90亩(而非每块百亩)。孟子当然不愿意使每家的田地,少于他心目中「周制」的百亩标准。 现在我们设身处地替孟子着想,他的确不容易各方面都兼顾到。孟子大概不愿意求简反繁,所以决定对「野人」的税率稍苛一点(「请野九一而助,国中什一使自赋」),反正这已经比往日的税率低很多了。 图(a) 井字田(每块百亩,九一税) 图(b) 长方田(每块90亩,什一税) 图1井字田与长方田 此外,他又主张对卿大夫在世禄采邑之外,另给奉祭祀的圭田50亩,给馀夫(可能是未成家的男子)田25亩。这些零碎的田地,究竟位于滕国的何处或出自何方呢?《孟子》中没有交待,他把这些枝节问题留给滕国君臣润泽了(「此其大略也。若夫润泽之,则在君与子矣。」)以常识来揣测,野地的可耕部分不会太整齐,既然大的方块已画作井字田,剩下边缘不规则的部分,就可以切成小块分给馀夫。这大概相当于《左传?襄公二十五年》所说的「町原防」 。圭田则可能位于城外郭内的「郊」,以便照顾。这两种土地的面积都比较小,价值较低,对公平性的要求也不太严格,所以孟子就把税收的方式留给滕君自定了。孟子的这项策画,滕文公似乎是接受而且实行了,否则孟子不会在滕国继续留一段时间, 还能看到滕国「徕远民」的效果,甚至还有时间与陈相辩论许行的「共耕」主张。后儒对《孟子》的这一章颇有误解。朱熹认为「周时一夫受田百亩,乡遂用贡法,十夫有沟;都鄙用助法,八家同井,耕则通力而作,收则计亩而分,故谓之彻。」显然他是受了《周官》的影响,把孟子的话套在《周官》的「乡遂」与「都鄙」庞大系统上。甚至连崔述也没能跳出这个圈套,他对朱熹的修正祇是乡遂仍用彻法,而都鄙因已实行「助」法,划分公田与私田,故没有「通力而作,计亩而分」的需求。 从现代的眼光看来,孟子祇是替滕这个小国,设计一套经界范型与税收制度。滕国卿大夫(包括然友与毕战)的世禄采邑,也有部份土地分布在城郭外的野地上,这是朱熹与崔述所讲的「都鄙」。然而,滕国的总面积不到2,500方里,其中的「野」就算佔三分之二,也经不起每人数百方里采邑的瓜分;如果这些都鄙的封疆再佔去一些地,那就更不够了。文王的庶子叔绣初封于滕,为侯爵,封地方百里。《春秋经》载隐公11年滕侯朝鲁,此时还是侯爵;在两年之后的桓公2年,《春秋经》载「滕子来朝」。从此《春秋经》就一直用「滕子」来称呼滕君。《杜注》对这项差异的解释,是「盖时王所黜」,这项说法有可能成立。当时周桓王正力图振作,以摆脱郑庄公的控制,可能藉口滕君不朝而贬其爵以立威,但我们还不知道是否因而削地。滕与宋相邻,一直受到宋的侵蚀;僖公19年宋襄公为立霸业,会诸侯而执滕宣公,大概也侵佔了不少滕的土地。日后滕君虽竭力巴结盟主晋国,会盟几乎无役不从,但这麽做也只徒然耗损国力,本身并未得到多少的实质保护。到了孟子的时代,滕国祇剩下始封国土的四分之一弱。 在损失国地的过程中,分布在野地上的卿大夫采邑,当然首当其冲。在孟子的时代,一方面卿大夫的数目不会太多;另一方面,他们在野地的采邑庄园,也不可能再浪费许多面积在封疆上。换言之,应该不会有一般结构的都鄙。在这种状况下,野地还是可以规画为井字型的方块,然后把某些井字型内公田的收成,作为特定卿大夫的俸禄。 至于乡遂,因为城郭的范围小,所以近郭牆内外的土地面积就不大,不可能再分出多少乡多少遂。《周官》基本上是以战国后期大国的心态,去建立複杂而多层次的地方制度。甚至僖公时的鲁国,也比孟子时代的滕国大过20倍,因此《尚书?费誓》才会有「鲁人三郊三遂,峙乃桢榦。…」的要求。后儒往往不考虑个别的背景差异,把这些文献溷而用之,遇到互相牴触的地方,就牵强饰说,越讲越繁複,反而离真相越远了。 其实,孟子的重点还是在于「乡田同井,出入相友,守望相助,疾病相扶持。」他希望当地尽量能自给自足,死徙无出乡。因为当时的城市经济已经萌芽,吸收了不少农民往外移出,以往闭锁性的氏族社会,已逐渐失去规约农民的功能。在春秋初年,《诗经》内已不乏抱怨生活痛苦而企图迁移的心声,但那些有可能还是个别的事例。到了战国初期,农村人力大量失血,迫使各地诸侯用「徕远民」的策略来挽救缺粮危机。从梁惠王问孟子:「察邻国之政,无如寡人之用心者。邻国之民不加少,寡人之民不加多,何也?」就可以觉察到这种趋势。孟子经常强调的「仁政」,也是以此为目标而发挥的,确实也能针对当时的弊病创议;他所说的「法先王」,只是作为包装的外衣而已。后儒往往认为「井田制」的主体是「计夫授田」,这和《孟子》在此章所说的话并不吻合。因为孟子仅说:「八家皆私百亩,同养公田。」这是以「家」为单位,而以馀夫之田作为补充;并未如后儒所说,规定多少岁始受田、到几岁要还田。当然,毕战当时应该也会「润泽」一些细节;其中有多少流传到后世,被吸收入后儒的「井田制」,正不易言。但我们确定,这一点不在孟子的原方桉之内。还有:在周代的封建架构下,「授土」原是对诸侯受封的特定用语,如〈大盂鼎铭辞〉谓:「受民受疆土。」《左传?定公四年》也记载王室对康叔:「聃季授土,陶叔授民,命以康诰,而封于殷虚。」不过后来对授受的用字,已不再那样讲究,因此在《孟子》也可以看到许行所说的:「愿受一廛而为氓。」这裡的「受」字,显然已经是普通用语了。「授田」一词,并不是孟子「井地」理想中的专门术语,这和「井田」说中的几岁始受田,在观念上差别很大。 2孟子的管理思想《孟子》中有些屡次强调的主张,可以视为孟子的基本思想。孟子似乎认为,良好的管理可以开源节流,所谓「劳心者治人」,亦取其担负管理重责之意。例如,〈公孙丑上〉:「尊贤使能,俊杰在位,则天下之士,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。市廛而不征,法而不廛,则天下之商,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。关讥而不征,则天下之旅,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。耕者助而不税,则天下之农,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。廛无夫里之布,则天下之民,皆悦而愿为之氓矣。」再如〈梁惠王上〉:「不违农时,穀不可胜食也。数罟不入洿池,鱼鳖不可胜食也。斧斤以时入山林,材木不可胜用也。…五亩之宅,树之以桑,五十者可以衣帛矣。鸡豚狗彘之畜,无失其时,七十者可以食肉矣。百亩之田,勿夺其时,数口之家,可以无飢矣。谨庠序之教,申之以孝悌之义,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。」这些论点,在在反映孟子注重管理的基本态度。其实,这种见解也不是孟子创发的。在孟子之前,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政,以敛粜之法为调济,取有馀以补不足(见《汉书?食货志》卷24)。稍后,卫鞅也为秦孝公作了大改革。这些改革都诉诸有效率的管理,也都取得一定的成就。这方面孟子只能算是后辈。他较创始性的部分,是用「法先王」来包装他的管理方桉。战国初期,有几个「明君」的确能以较完善的管理政策来改善民生,增加粮食生产使国力膨胀。当时手工业技术的急速发展与商业的逐渐蓬勃,也让管理者有用武之地。这对后世有重大的影响,例如《周官》就是在周公制作的包装下,所建立的一个庞大官僚管理系统;井田制也在这种情况下被吸纳进去,而且还改得面目全非,让汉代的注释家伤透脑筋。后世若要彷效井田制的种种做法,其实最多只能在短期收效,长期的效果恐怕不佳,因为再有效率的管理,效果也是有限度的:当被管理者逐渐适应规范而发展出对策之后,管理的效果就会递减。然而这种递减的效应,却没有机会在滕国显现,因为滕文公没几年就去世了(参见注15)。《孟子?公孙丑下》:「孟子为卿于齐,出弔于滕。」孟子在齐国也没有多少年,以卿的身份出弔于滕,所弔者恐即文公之丧,故文公在位很可能祇有6、7年。其所推行的新政,在他身后恐将不保。即使没有人亡政息,滕国不久即亡于宋。《战国策》卷32:「康王大喜,于是灭滕伐薛,取淮北之地。」估计其时间不会晚于295 BC。再不久,齐愍王灭宋,滕城归齐。再数年,燕将乐毅下齐70馀城,滕当然亦在内;这些变动会把滕文公的政绩(包括成效与后遗症在内)都消灭掉。到了战国末期,仅剩孟子为滕规画的方桉载于《孟子》书内;《周官》採之,其它託古改制者亦採之,因而滋生出多少不必要的纠葛。 3从井字的根源看井田说一般多认为是由于共用水井,或是因为阡陌的形状像似井字,所以才名之为「井田」。孟子为滕国策画时说:「方里而井,井九百亩,其中为公田;八家皆私百亩,同养公田。」恐怕就是从「井」字的形状所得来的灵感。其实井字还有一些原始意义,却被大多数人忽略了。 1井字原义在〔魏〕张揖的《广雅?释诂》中,有一条古训:「闲…臬井括…楥略,法也。」(见《广雅疏证》卷1上)。井有「法」之义,虽不见于《尔雅》,但在金文中却可常见。例如〈大盂鼎铭文〉:「命女盂井乃嗣且(祖)南公。」这裡的井字有「效法」之意。井字也可作为名词,当「法则」解,如〈毛公鼎铭文〉:「女毋弗帅用先王作明井。」这个用法很快就被引申作为「刑法」,而且在汉初隶定的古书中,都被改写为「刑」字。如《诗?大雅?文王》有「仪刑文王,万邦作孚」、《诗?大雅?思齐》有「刑于寡妻,至于兄弟,以御于家邦」,都显示这个作为「效法」的原义,在春秋以前还很时兴。据全广镇(1989)《两周金文通假字研究》(页203-8):「井」字与「刑」、「邢」等字,其古音声母虽远(「刑」、「邢」为匣母,「井」为精母),而韵同在耕部,故可通假。在《说文》中,「刑」字下有:「刑,罚罪也。从刀丼。《易》曰:“丼者,法也。”」《段注》:「此引易说从井之意。」其所谓《易》,不见今日《周易》之经传,疑为汉代所通行之《易纬》之一。此引文亦见晋司马彪之《续汉书?五行志》(现已成为《后汉书》之部份),与唐沙门玄应之《一切经音义》卷20,可能即录自《说文》。汉应劭之《风俗通义》则作「井,法也,节也。」(不见于今本,似逸,此为由《太平御览》辑佚之文)可见此义亦流传得相当广。事实上,这还可以溯源到殷商甲骨文中的「井方」。考证的结果指出,这就是「邢国」(朱芳圃1972《甲骨文商史编》页 126考证,此「井方」乃殷之诸侯,殷亡为周所吞)。此外,还有些从井字衍生出来的意义,在隶定之后没有被改写为「刑」字,最显着的例子,就是《周易?井卦卦辞》的「往来井井」。王弼的《注》释为「不渝变也」,这讲得有些含煳,但也可见井字可以有多种引申的意义。《荀子?儒效》也有「井井兮,其有理也」,杨倞的《注》则解释为「良易之貌」。这和下文的「严严兮,其能敬已也」相比,「严严」形容「其能敬已」的形貌,则「井井」应含「有规则」的意义。《周易》中的「井井」释作「不渝变」,与此意义也不违背,都是把井字当作动词用,作为「效法」原义的引申。在西周初期武装殖民时代,统治者的主要作为是建造城郭封洫,封疆之内的田地经界还不是大问题。那是因为地广人稀,农业技术尚未发达,每家的耕作范围有限,暂时不发生耕地分配公平的问题。后来人口渐密,耕种技术渐渐进步,各家的田地彼此接壤,所以经界的画分就逐渐重要了。然而中国古代的数学,对几何图形的研究不够发达,形状不够规则的田地面积,不易准确估计。 到了春秋后期,在人口较密的地区,就有了田地经界规画的压力。《左传?襄公25年》载:「甲午,蒍掩书土田、度山林、鸠薮泽、辨京陵、表淳卤、数疆潦、规偃猪、町原防、…、井衍沃,量入收赋。」显示已经开始对各类型的土地作整体规画。其中的「井衍沃」,大概就是把田地的经界,规范成较整齐的格式,方便估算面积。这裡的井字,是「规则化」的意义。也因为这条「井衍沃」的记载,使我们明瞭当时「土地规画」已成了一种施政方针。到了滕文公的时代,田地规则化的需求更加迫切,所以孟子才对「井地」的问题,发挥了一大篇「正经界」的议论,也因而使得「井地」成为一个特有名词。汉初隶定时,未把这个井字改写为「刑」字,反使它的本义隐晦了。 2丼与井《说文解字注》第五篇下的「丼」字小篆,中间有一点,显示《说文》认为「丼」为井字的初形。《说文》对丼的解释为:「八家为一丼,象构韩形。…古者伯益初作井。」并认为中间那一点 「象罋」。然而,在李孝定(1965)编纂的《甲骨文字集释》内,甲骨文皆作「井」,中间没有一点。在已知的卜辞中,此字皆用于「井方」、「帚井」等处,都没有用来指涉水井。至于周代的金文,根据周法高(1982)编纂的《金文诂林》与《金文诂林补》,就区分为「井」与「丼」两形。井字在很多地方可以通假作「刑」或「型」,也用来作为地名或人名。「井」和「丼」两字截然有别,但都找不到一种用法是指涉「水井」的。根据全广镇(1989)《两周金文通假字研究》(页205)与吴其昌(1991)《金文世族谱》(卷2页5-6、卷1页18-9),中间有一点的「丼」,皆与姜姓之奠 (郑) 丼氏有关,例如曶壶之「丼公」、曶鼎之「丼叔」。中间无一点的井字,与「邢」字相通,受封者是周公之后,为姬姓,例如麦鼎之「井侯」。虽然在甲骨文卜辞与钟鼎铭文中,都找不到作为水井之用的井字,但是《说文》也确指「丼」字是「井」字的初形。因此我们还不知道,究竟是在周代分化为2字,或是水井的「丼」在甲骨文里本来中间就有一点,祇是因没有用在地名或人名上,所以才未在卜辞中留下记录。如果是后者,那有可能「井」字的原义就是「效法」或「规范」,并由此引申出「阱」、「刑」、「型」等字。丼字如果是从井字衍申而来,本来或许是写作「汫」,从水从井。此字见于甲骨文,但不见于《说文》,在后来的《集韵》与《玉篇》中,此字解作「小水」,或假借作「阱」。可能是再由「汫」简化作「丼」,中间那一点并非如《说文》所说的是「象罋」。这祇是个猜想,目前还没有直接的证据来证实或否证。(另参阅王书辉2006〈谈「丼」〉)钟鼎铭文中有记载田产纠葛细节的文字,居然没有涉及水井,有点奇怪。从甲骨卜辞可以看到,王室生活中的困惑都要卜问;凿井是否能成功,照理也应该卜问,可是并没有看到这类的记载。更奇怪的是,整部《诗经》里一个「井」字也没出现过。《诗经?小雅?白华》有「滮池北流,浸彼稻田」,这类谈到雨水与旱灾的文句很多。甲骨文也有大量求雨的卜辞,但都没谈到水井。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确定:在西周之前,没有用过井水灌溉。我们也可以猜测,那时大概不会在田中凿井。百姓住宅之井,照理应该在房屋附近,取用水才方便,不必远行到田裡挑。因此大约是要到战国时,凿深井的技术较成熟后,井水在灌溉上才逐渐有辅助性的地位,而且是以灌园为主。后儒谈论井田时,常设想八家共一水井灌溉,恐怕是从后世的生活习惯,往前作了错误的推论。其实水井很早就存在了。根据宋镇豪(1994)《夏商社会生活史》记载,在河北蒿城发掘的商代遗址内,就有水井6口(页64)。但何以在《诗经》内没有水井的地位呢?《诗经》中有许多地方写到泉水,如《曹风?下泉》:「冽彼下泉,浸彼苞稂。」《邶风?泉水》:「毖彼泉水,亦流于淇。」《小雅?四月》:「相彼泉水,载清载浊。」公刘在迁移时:「逝彼百泉,瞻彼溥原。」「观其流泉,其军三单。」(《大雅?公刘》)文王对密人的警告:「无饮我泉,我泉我池。」(《大雅?皇矣》)诗人讥刺周幽王的秕政:「泉之竭矣,不云自中。」(《大雅?召旻》)由此推论,当时贵族的饮用水多是泉水,百姓在有天然流泉可饮时,也不太愿意凿井。据许进雄(1995)《中国古代社会》,考古学者在西安的半坡挖掘到一个有40、50座房基的遗址,因处于泉源区,取水尚称方便,但并未发现有井(页312)。水井的初始功能,大概是用来当作通地下泉源的工具。然而浅井较不易维持水质洁淨,《周易?井卦》初六爻辞「井泥不食」,就显示经常需要渫井;九五爻辞「井冽寒泉食」,表示寒泉誉上品之井水,是最吉的爻象。 3井字的历史意义春秋中期以后人口密度增加,井水的饮用才逐渐普遍。郑国子产的新政「庐井有伍」,显然就是在因应这种新的需求。汉末刘熙《释名?释宫》第17说:「井,清也,泉之清洁者也。」那是在掌握深井技术之后才会有的看法。春秋时期的贵族大概都是饮用泉水,用民力开隧道取地下泉水,这种活水比静态的井水容易控制水质。《左传?隐公元年》载颖考叔劝郑庄公:「若阙地及泉,隧而相见,其谁曰不然?」可见隧而及泉并不是很难的事。到了孟子的时代水井已经普遍,因此就有许多与井相关的故事,例如瞽瞍使舜浚井,企图将他活埋等等。 现在我们瞭解,在西周以前水井并不普及。这也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解释,何以井田这个名词要到孟子的时代才被普遍接受。因为即使在过去有类似井田的做法,也不会用「井」这个字来形容,因为井的观念是战国时期才普及的。春秋之前,井这个字完全没有「经界」,也没有「井田」的意义。我们要极力澄清的是:「井字田」和「井田制」是两回事。任何时代为了充分利用耕地,都可以把土地划成「田」字型或「井」字型,这由甲骨文中各种「田」字的象形写法就以可明白(古时划分线的实体是封洫)。但井字型的耕地和传说中的井田制(一种政治、社会和经济之间的关係),是不相干的。 4《左传》中的井与泉要看春秋时人民对井水依赖程度的加强趋势,最好由《左传》着手。 (a)井 《左传》裡颇有对水井的描述,显示当时的水井已逐渐普遍。然而也可以看出,当时的水井还相当原始、相当浅。《左传》提到水井的部份,可按时序归纳出6项如下: (1) 〈宣公二年传〉:「狂狡辂郑人,郑人入于井,倒戟而出之,获狂狡。」那个郑人大概是车右,他在应战时跌下车,又踩到井口而落井。显然那个井并不深,而他也有盔甲保护,所以掉落后还有作战能力。而宋国的狂狡却太轻敌(或太仁慈),居然倒握戟柄伸入井内想拉他出来。戟柄的长度不到一丈,可见井的深度大概也差不多。郑人抓住戟柄出来后,可能趁机夺了戟,反而虏获了狂狡。这次的战地在宋,井应在宋国。 (2) 〈宣公十二年传〉:「申叔(展)视其井,则茅絰存焉,号而出之。」此事发生在楚灭萧之役。楚大夫申叔(展)先前对萧大夫还无社暗示:当楚军入萧时,要他藏入眢井以避难。所谓的眢井就是废井,废井可以躲人,可见不很深,或甚至是乾井。萧是宋的附庸,井在宋楚之间,后来属楚。 (3) 〈成公十六年传〉、〈襄公十九年传〉、〈襄公二十六年传〉等处都提到:军队作战时若需要空地,可以「塞井夷灶」。所填塞的井,是军队为了获得饮用水所挖的井(野战井)。春秋中后期战争规模渐大,估计每一方包括后勤人员在内不下数万人,饮用水就不得不靠野战井,兵过即弃。为了要有平坦的地面供战车奔驰,以及有足够的空间让士兵列阵,弃井随即用土塞平。能在短时间内塞井,可见挖得不深。 (4) 〈襄公二十五年传〉:「(前年冬)陈侯会楚子伐郑(东门),当陈隧者,井堙木刊。」意思是:郑国对陈国的举动恨之切骨,并以之为伐陈的口实。这显示郑国民间饮用井水已逐渐普遍,井若为陈兵所堙,当然会怀恨。同样地,在短时间内即可填塞大量水井,可见那些井并不深。 (5) 〈襄公三十年传〉:「郑子产为政,使庐井有伍。」可见当时郑国的水井已多到需要管理。郑国人口密,地处中原,河溪水量夏冬涨落大,需要井水补充。 (6) 〈昭公二十五年传〉:鲁昭公孙于齐,「先至于野井」。此处的「野井」应是地名,但是否因水井而得名,尚不可考。 以上是《左传》中关于井的记载,时间始于鲁宣公2年,已进入春秋中期。到了春秋后期(襄昭之际),民间的井水使用,在人口较密的郑国已渐普遍。再过几十年,井在鲁国也普及了,所以在《论语?雍也》裡,有宰我设喻向孔子问难之言:「仁者虽告之曰:“井有仁焉。”其从之也?」到了孟子的时代,离襄昭之际又过了两百多年,水井就更普遍了,因此《孟子?公孙丑上》就用大家听得懂的话说:「今人乍见孺子,将入于井。」来反衬「人皆有不忍人之心」。或许是井水用得多了,地下水的水位较前降低,所以《孟子?尽心上》才举这样的譬喻:「掘井九轫而不及泉,犹为弃井也。」8尺为轫,9轫为72尺。孟子虽以此为譬喻,但亦能反映当时人的常识。9轫之深与春秋中期之井深不足1丈,变化甚大。 (b)泉 对春秋时期的贵族而言,泉水在生活中似乎相当重要,《左传》裡提到「泉」的地方亦不少。 (1) 〈隐公元年传〉:郑庄公阙地及泉,与母亲姜氏相见。 (2) 〈文公十六年传〉:「有蛇自泉宫出,入于国,如先君之数。秋八月辛未,声姜薨,毁泉台。」据《公羊传》解释,「泉台」即郎台,在鲁都曲阜的南郊。「泉台」大概是因泉而筑。考其地望,其泉应该就是逵泉(参见下文)。 (3) 〈昭公十七年传〉记载:楚国俘虏吴国之乘舟馀皇,严密看守。「环而堑之,及泉。盈其隧炭,陈以代命。」楚军掘壕沟深可及泉,在隧道中满置木炭以除湿并在内列阵,显示掘隧道通泉在当时并非难事。 (4) 此外,《左传》中地名为某泉者,多因泉而得名,姑举数例:逵泉 ─ 见〈庄公三十二年传〉,位于鲁国曲阜南郊。据杨伯峻(1982)《春秋左传注》(页254)引述《清一统志》,谓其泉水中有石,如伏鼋怒鼍。翟泉 ─ 见〈僖公二十九年传〉,位于洛阳。《杜注》:「大仓西南池水也。」华泉 ─ 见〈成公二年传〉。齐师败于晋,齐国之车右丑父假冒齐顷公,令顷公往华泉 取饮而逃脱,可见该地以泉为名。华字则可能来自华不注山。蚡泉 ─ 见〈昭公五年传〉,为鲁地。《公羊传》作「濆泉」,而以「涌泉」释之。显 然由泉水得名。 从这些引述可见春秋时期泉水普遍,以泉为名之地相当多,尤以齐鲁与成周附近为甚。泉水应为当时饮用水之上品。当时已知地上之涌泉来自地下,故亦称地下水为「泉」或「黄泉」。故郑庄公可以阙地及泉、楚军掘壕沟其深可以及泉;而掘井祇是通达地下泉源的管道,这可从孟子的话得证:「掘井九轫而不及泉,犹为弃井也。」 (c)馀论《今文尚书》28篇内完全没有「井」字,伪《古文尚书》也祇有〈毕命〉篇内有一句「弗率训典,殊厥井疆。」(宋)蔡沉《书经集传》解释为:「其不率训典者,则殊异其井里疆界,使不得与善者杂处。」伪《古文尚书》出现于晋代,「井疆」的名称,完全是后代人心中的制度,伪造者不自觉地漏了底。从这裡也可以推测,在西周至春秋初期之间,统治者所颁的文告与典礼记录,不会用到井字。此外,在殷商甲骨文与周金文中,「井」字未见作「水井」解的。还有,我们在《诗经》与《尚书》内也都看不到井字。这几件事共同指出一项事实:在西周之前,水井不像后世那麽重要。从上面的讨论得知,要到春秋中期人口密度大增后,水井的重要性才渐显露。另一方面也因而确知,泉水在西周以前是饮用水的主要来源,尤以贵族为甚。 4综述与结语 1综述孟子与滕国君臣的问答,到底製造了甚麽谜团,让两千多年来的饱学之士都转不出来?我们可以归纳出下列5个问题。虽然在正文里已经尝试回答,但为了能更清晰地综述,我们把相关的答桉归纳在各个问题之下。 (1)孟子回答滕文公问「为国」的第一段话里,除了一些原则性的,如「民事不可缓也」、「恭俭礼下,取于民有制」、「设为庠序学校以教」以求「人伦明于上,小民亲于下」之外,主要是一段关于三代税赋制度的传说。似乎孟子自己也不十分清楚这些制度的细节,还要引用龙子的话与《诗经?小雅?大田》的句子来补充。到底他对哪些话较有把握?哪些是仅凭猜想呢? 我们的回答是:孟子对三代税赋制度的瞭解,也许比同时代的人稍多一些,可是离完整还远。他较有把握的片段,似乎是「夏后氏五十而贡,殷人七十而助,周人百亩而彻,其实皆什一也」、「惟助为有公田」,以及他对「助」与「彻」的解释;这些都是他特别提出来讲的。另外,他引龙子的议论作为他认同助法的根据,他对议论中的叙述:「治地莫善于助,莫不善于贡。贡者,校数岁之中以为常。」显示他是赞成助法的,这是属于「较有把握」的部分。他对其他事情的叙述,把握就少一些,尤其是他对〈大田〉诗中「公田」的理解是错误的;这使得他对原来所相信的「周人百亩而彻」,也产生了怀疑。然而,他说「虽周亦助也」,祇是提出心中的疑问,这并不是他的结论,因为这和他所认同的助法之优点并不牴触。 (2)在同一段内,孟子并未提出「井地」的字眼;而在之后的第二段内,滕文公却主动派毕战向孟子问「井地」。是否滕国君臣已先知道井地这个观念,而仅向孟子请教具体的办法呢?孟子用「经界不正,井地不均」作为他的回答总纲,这是要传达甚麽讯息呢?毕战所问的井地,与第一段内的赋税有甚麽关係呢?我们的回答是:滕文公派毕战向孟子问的井地,是土地规画的方针。「井」字在此应作「型」字解。滕国的田地因受战祸与兼并的破坏,经界不够规则,导致面积无法准确计算,造成不公平的现象。孟子用「经界不正,井地不均」作为回答的总纲,正是针对此问题,提醒滕国君臣要及早整顿,不要让「暴君污吏」去「慢其经界」。当时人口的增加,已造成各家的农田接壤,破坏了以前的经界;同一时期,因人口外移所造成的农村失血,可以抵消部分人口的增加效应,这正是整顿经界的好时机。井地与赋税的关係是间接的,因为孟子认为「经界既正,分田制禄,可坐而定也」。在他心目中,赋税问题的解决,显然是以「正经界」为先决条件。 (3)孟子在第2段所描述的「请野九一而助,国中什一使自赋。」为何讲得那麽笼统?毕战听到这段话后,真的就能自行补充细节吗?他有没有继续发问?若有,何以没有记录? 我们的回答是:孟子所策画「请野九一而助,国中什一使自赋」的办法,是针对滕国地势平坦而小面积的特性所设计。滕国独特的情况,当时大家都知道,无须多讲。反而是后代的人,在事过境迁之后,没有考虑到滕国的特殊背景,才会产生误解。若能把当时的背景考虑进去,就可以发现孟子的话已经相当清晰明白。孟子的方桉已经把「野」、「国中」、「圭田」、「馀夫」都照顾到了,其馀的细节已不会造成很大的不公平,可以放心让滕国君臣自行决定。毕战有把握在孟子方桉的精神下自行补充细节,所以就没必要多问。 (4)孟子说的「请野九一而助」,何以与他在第一段所认同的「什一」不一致呢?有没有「託古改制」的成份呢?我们的回答是:孟子说的「请野九一而助」,是因为「正经界」的井地方桉,如本章的图(a)所示,是切成9块,只能「九一」,无法兼顾到「什一」的原则。由此可知,孟子所着重的是「正经界」。在此前提下,能够实行「莫善于助」的赋税制度,当然就更理想。与战国后期的诸子相比,孟子的井地方桉理想中,託古改制的成份不多。他所引的「古」大多有所传承,就算有错,也是当时儒家共有的错。儒家对「古」有相当一致的认识,孟子无须、也无法自己託古。他所叙述的三代税制,在战国初期流传过,即使非常不完整,也可能代表当时对此问题的较好资讯。孟子显然了解这些传说的不完整性,只好加进自己的猜想;如果他真的在託古,为甚麽不託得更完整一些? (5)在《孟子》书中,我们可以发现孟子对所坚持的原则,会向不同的对象一再地推销。然而,田地与税赋这麽重要的方桉,何以在《孟子》中仅此一见呢?他心目中有没有完整的草桉呢?或仅是为了滕国的特殊问题所做的临时发挥? 我们的回答是:「请野九一而助,国中什一使自赋。」是孟子针对滕国特殊情况所做的个别建议,而非应该坚持的普遍性原则。方桉背后的精神,是在「取于民有制」,这才是他所坚持的原则。在规画方桉的同时,他并没有忘记推销「民事不可缓也」、「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」、「人伦明于上,小民亲于下」、「出入相友,守望相助,疾病相扶持」等配合措施,这些更是他所坚持的原则。孟子是感于滕文公的知遇,才针对滕国的情况作此策画,可见他心中并没有一个事先准备好的草桉。这是个特例,在《孟子》中仅此一见。梁、齐等大国的客观条件较为複杂,孟子当然不会冒眛地提出同样的方桉。甚至在鲁或在宋时,因为得不到君主的信託,他也没有提过任何方桉。由此可见,所谓的井田制,其实是后人企图将孟子井地方桉的外壳,在过度一般化之后,推广运用到更广泛的地区,而未必掌握到孟子当初的基本精神。 2结语现在不妨检讨一下,历来对上述5个问题的处理方式。战国时代离孟子最近,他们对当时背景资料的掌握应该没有问题。可是战国后期至汉初,正是託古改制风气最盛行的时候,学者们因而以为孟子也是在託古改制,祇是说得不够详细而已。于是凭一己的理想,将《孟子》中的记载扩大渲染,误导后代读者以为那真是先王的遗制,是孟子所祖述的,此事尤以《周官》为甚。由西汉中后期到魏晋,那些说法的问题就逐渐浮现,儒者花了很大精力,来弥缝前人对井田制说法,把那时已显得若有若无的传说,加上诗书中扯得上关係的一言半句,作为「解经」的根据。结果是越解释越臃肿,害得唐宋以后的学者,也陷在此漩涡中无法自拔。仅少数学者如宋朝的朱熹,看出孟子此处「制度节文不可复考,而能因略以致详,推旧而为新,不屑屑于既往之迹。」(见他在《孟子章句》中为此章所写的按语)朱熹作了较合理的推论,启发清代乾嘉学者,逐渐扭转此一积重难返的趋势。乾嘉学者的努力,已部分澄清了历来经学家最纠缠不清的问题,而欧美日本的史蹟迹与学说,也开始让国人有更宽广的眼界。梁所涉及的外务太杂,对上述问题的解答并没有太多贡献。五四以后,胡适、顾颉刚、季融五等人,继乾嘉遗风,对以往的经学抱怀疑与批判态度,对井田制的疑点当然不肯放过。上面综述的5个问题,他们也大致意识到了;对这5个问题个别的解答,也偶尔有说对的。可是,一般而言,破坏有馀建设不足。例如胡适在《井田制有无之研究》(页 50 )说:「孟子的文章向来是容易懂得的,但是他只配辩论,不能上条陈。他这几段论田制的话,实在难懂。」其实孟子并非在「上条陈」!他的话也讲得够清楚,毕战显然听得懂,所以才没再发问;祇是后人没有考虑孟子与滕国君臣问答的背景(而这些在当时是不需讲明的),才会觉得难懂。另一方面,朱执信他们多少会感觉到,井田的传说有助于推介国外某些政经理论(例如原始共产社会)进入中国,故倾向于辩护传统的说法。然而经过这次辩论,疑古的风气已开,日后对解答井田问题的进展是有帮助的。尤其是日后大部分对井田的辩论,都知道要回归到《孟子》。 钱穆对人口问题与井田的关联,已经讲得很清楚,他对第1个与第5个问题的答桉也与我们相近。齐思和对第3与第5个问题的突破,最有贡献。陈瑞庚已经注意到第2个问题的「井地」名称,他对第1个问题的处理也算正确;然而他对第5个问题的答桉却错了,因而影响他对3、4个问题的处理。木村正雄比较接近第3个问题的解决。方清河对第1、第3、第5个问题的解答都有心得;可惜他对井地的意义解释得不很成功,对孟子所坚持的基本原则,也分析得不够透澈,有点功亏一篑。我们在前人的成就上提出自己的看法,希望能有效地否证井田说这个重要的公桉。 与李怡严合着,原刊于《新史学》2002年12月第13卷4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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